刘世锦:中国经济触底了吗?


中国经济经历了将近40年的高速增长,但从2010年一季度后到目前为止,在这将近八年时间里增速逐步下行,该如何分析这一期间的经济变化?争议激烈,众说纷纭。


这一争论有大的国际背景,早前像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,中国台湾、香港,这类追赶型经济体都是在经过高速增长以后出现回落。

如何理解经济增速回落?

对过去八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回落,在国内外,大体上有三种看法。一种认为就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,用的是凯恩斯理论。但过去八年一直下滑,从过去10%左右的高速增长,到了现在7%以下,一般的周期理论很难解释。


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外部冲击,2008年后国际金融危机,国际经济形势不好,中国也受到冲击。2008年全球经济整体下滑,2009年中国实施了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,增速大幅回升。但是2010年一季度以后中国经济便逐步回落,而国际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却在恢复往上,这说不通。


第三种是我们研究后得出的观点,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。2009年、2010年,我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团队做了一项研究,观察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“二战”后工业化历史进程,大多数国家不是很成功,有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,只有13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阶段。


这些成功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特点,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,当人均GDP达到1.1万国际元(按购买力平价计算)后,无一例外经济都下了相当大的台阶。


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和呈现出的规律,我们采用三种不尽相同、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,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分析。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一定会发生很大变化,并提出一个基本观点: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,预计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下一个大的台阶,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。


当时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后,相信、认可的人并不多。但过去八年的增长历程表明,这不仅是逻辑推论,增速回落、增长阶段转换过程已成为现实。中央提出的我国经济进入“新常态”的重大判断,首先指出的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,与此同时,还有经济结构、经济增长动力和整个发展方式的转变。十九大进一步提出,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,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。


那么,如何解释这种增长阶段转换?


第一是终端需求和重要工业品出现历史需求峰值。如果有关条件具备,后发经济体都会有一个高速增长过程,我称之为“挤压式增长”,二三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经济体上百年的发展路程。在这里,我强调一个概念——历史需求峰值,是指某一种需求或者某一种产品,它在整个工业化、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,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点。


第二是人口和劳动力的总量与结构变化。从2012年开始,中国15岁-59岁的劳动力每年减少大概200万人,总量是在下降,老龄化速度在加快,而工资水平在上升,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。


第三是资源环境约束边界临近。比如雾霾严重,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。经济发展了,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,但门都出不去了,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很难。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,发展经济到底为了什么。资源环境的底线已经被触碰到。


基于这么几个原因,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具有必然性,这是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发展进程中的特有现象。经济学理论对此应该发展出适当的分析框架。


比速度更重要的是结构变化

经济发展速度是重要的,但从另一层面来说,速度又不那么重要。因为速度是表象,背后实际上是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乃至体制机制政策的系统性转型。


几年前,经济学家、政府官员都说中国经济不平衡、不协调、不可持续,原因是工业和投资比重高,过度依靠外需,过多依靠低成本劳动力。但在过去这几年时间,这四个基本指标都出现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: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;消费比重已开始上升,近两年消费在经济增量中占比达70%以上;出口曾经是20%、30%的增长,近年出现负增长,以后也可能保持在5%左右的增长速度。


还有一个是企业效益问题。中国的企业大多是速度效益型增长模式,这一模式存在一个致命弱点,就是当速度开始下降时,效益随之下降。十几年前我们做过研究,如果速度效益型的模式不变,GDP增长速度低于7%时,有40%甚至一半的企业会亏损。前两年增速开始回落后,我们很担心企业效益会不会下降很多。从实际情况看,前几年虽然有所下降,但还不算严重。但从2015年开始,工业企业产能严重过剩,带动价格和利润下滑,突出表现在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。了解这个情况,也就明白为什么要推动去产能,就是要通过去产能,调整供求状态,使价格和利润恢复到正常水平。


观察、分析和评估这几年的中国经济,一定要考虑经济增长阶段和背景的变化。这几年不再是高速增长期,而是从高速到中速的转型期。尽管中国增长速度有所回落,但从反映经济转型的指标看,总体上是好的,有些进展是突破性、有长期意义的。而一些国家就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的问题,或陷入严重危机。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能够稳住阵脚、守住底线,且结构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,实属不易。

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触底?

过去八年经济增速逐步下行,有些人相当悲观,担心中国经济到底还有没有底?我的观点是,不要那么悲观,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,而且已经开始触底,逐步进入中速增长期,这是一个大的判断。


高投资要触底,主要是基础设施、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大需求要触底,或者通俗地说,这三只靴子就要落地。目前出口已经回落,基础设施投资的最高点已经过去。房地产也是如此。有一组国际比较数据,美国、英国、韩国、日本人均GDP达到1.1万国际元的时候,房地产投资都接近历史需求峰值。经过我们测算,中国占房地产投资70%的住宅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万-1300万套,已在2014年达到。此后,房地产投资增速会逐步回落。2016年一季度,由于一线城市房价上涨,房地产投资开始回升,有人又变得乐观起来。我们提出,这只是短期回升,不可持续,还会往下走。事实上,近期剔除价格因素后,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是负增长。


我们提出,2017年是一个触底的验证期。一说触底,有人就会兴奋起来,马上想到一个词叫“触底反弹”。最近有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上7%,还能持续一些年。但我们认为大的V型或U型反转是不可能的。如果采取某种激烈的刺激措施,也不排除偶然会上7%,但一年都撑不下来,而且必然会大起大落,副作用很大。这里所说的触底,确切的含义是指“稳住了”,不再明显地持续下降,然后平稳进入中速增长平台。

2018年将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调整期



2018年上半年,终端需求可能会有一个季节性回升。终端需求中,房地产投资将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。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大的不确定因素。目前这部分投资在终端需求中是最大的,如果防控风险、治理地方债特别是隐形债务的力度加大,基建投资的增速可能下降,这样中速增长平台将会有所下移。


另一方面,存货、出口在上半年出现低点,是否以及如何回升有一定不确定性。生产性投资已处低位,有可能逐步回升,成为经济增长中的积极力量,但也不能期待像以往高速增长期那样大幅回升,按照国际经验,大体上也就5%左右的增速。存货、出口和生产性投资逐步进入回升期,有可能对基建投资减速形成对冲,这样,中速增长平台还是能稳得住的。宏观经济逐步进入我们曾说过的大L型加小W型的运行轨道。


十九大以后,社会又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期待。大干快上倒没错,关键是干什么、上什么。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,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为,才有成就感。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,提出攻关期,提出三大攻坚战,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,更需要有所作为,做成了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。


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,具体来说,就是要降风险、挤泡沫、增动能、稳效益,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。


降风险主要是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和其他方面的财政金融风险;挤泡沫,包括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;增动能是增加实体经济转型升级、创新发展的动能;稳效益需要特别强调,2016年下半年以来,企业效益明显回升,但集中在上游行业,分布不平衡。应当争取企业盈利在行业间形成较为平衡和稳定的分布,这样就可以为企业降杠杆提供有利条件。


如果说2017年是中速增长平台的验证期,2018年将是中速增长平台的调整期。不要人为推高增长速度,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,不论对短期防范风险,还是中长期增加动能,都是必要和积极的。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,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.3%就够了。此后,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可能调整到5%-6%之间,或者是5%左右。这个速度实际也是不低的。讲速度要有参照系,要和增长阶段挂钩。在以往的高速增长阶段相比,7%就算是低速度,而到了中速增长阶段,5%也可称之为高速度。当年日本在这个增长阶段,增速也就4%左右。


汇率也是反映增长数量和质量关系的重要指标。如果人为推高增长速度,但增长质量不行,如效率低、风险大,本币汇率就会下行,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速减缓,甚至是负增长。相反,如果增长质量高,速度低一点,但汇率将会上升,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长反而要快一些。

重构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

如何在中速增长平台上实现高质量发展,首先有一个意愿问题,即想不想的问题,同时还有一个能力问题,即会不会的问题。


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,开始的时候办法也不多,还走了一些弯路。地方竞争这个机制出来了,大家都在动脑筋、想办法,在比较、竞争,招商引资、培育环境、搞基础设施建设、搞项目,等等,这些办法、窍门、模式不是事先计划好的,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,而是在第一线通过试错纠错形成并完善发展的,管用的就坚持下来了,并得到推广,不管用就被淘汰了。地方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之一,也是我们的重要制度优势。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,这套机制仍然是有效的,不能丢掉,而且要创新、完善和提升。


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,首先要解决发展的目标、评价和激励体系问题。GDP挂帅不能再搞了,用什么样的新指标,需要深入研究。一个办法是找一个新的主要指标,如就业;另一个办法是找若干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,如就业创业、质量效益、稳定性、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指标,形成一个指标体系,或综合系数。从理论上说,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,是长期最优增长速度问题。


接下来就是地方竞争的内容,与高速增长期相比,将会有很大改变,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;培育创新环境、聚集创新资源、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;吸引中高级升级生产要素、形成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;“让人们生活更美好”的城市发展模式竞争;以人民为中心,创造性、包容性、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,如此等等。


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,大都市圈、创新中心、新兴产业基地等机遇都会出来,最终落到哪里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竞争。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,应当允许地方有较大的“自选动作”空间,允许有个性、有差别,允许试错纠错,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、模式和政策。

与高质量发展配套的重点改革

第一,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,着力降低土地、能源、通信、物流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。根据研究,中国的这五大基础性成本大概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。中国人均收入8000美元,美国等发达国家超过4万-5万美元,我们的这些基础性成本如此之高,令人困惑,值得深思。除了资源禀赋外,主要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,竞争不足,效率不高。这些成本不仅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,特别是制造业,还影响到民生,乃至整个国民经济。必须按照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,打破行政性垄断,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。这方面已经讲了许多年了,应当有标志性的大动作,以彰显改革的勇气和决心。这将是一项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对发展实体经济、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至关重要。


第二,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。中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很高,但各种收费的负担相当重,这样算下来,税费综合水平就比较高了。美国特朗普减税后,国内减税的呼声也比较高。但在现有税制且财政收支压力大的情况下,实际上能够减的空间并不大。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,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。减税要与税改结合起来,才能有效推进。一方面,应当把房地产税、环境税等征起来,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,相应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。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,相应降低企业上缴“五险一金”等的负担。


第三,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。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,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深化和提升,是国资国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调整。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,从传统企业体制退出,从传统的实物形态中退出,从过剩的、缺少竞争力的产业退出。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大、直接体现国家和各级政府意志、对政府要求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,更多地集中于提供公共产品,如社保基金、保障性住房等;战略性大型项目,如大飞机、核电站等;创新基础设施,如国家实验室等;国防建设、生态保护等领域。


第四,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了。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的城市化,提出乡村振兴战略,这两件事情是内在统一的,乡村振兴实际就是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。这些战略的实施,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,真正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的要求,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、同等入市,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流转起来。人员、资金、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进行市场化配置。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分给农民,真正保护和扩大农民利益,扩大最具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。


第五,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。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,差距最大的是服务业,重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,包括研发、金融、咨询、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,医疗、教育、文化、体育等社会服务业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,就是它的技术是软技术,知识是不可编码的知识,体验性的知识。吸收这类技术、知识、经验,一定要深度开放和合作,这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。同时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、改革和竞争,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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